原创 鹰眼荷鲁斯 历史心发现
在《木兰辞》中，有一位有着尚武精神的女英雄木兰。如果追溯中国古代女性参与战争的传统，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风俗和一些文化细节，会发现木兰的故事，其实反映了农耕民族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融合与交织。一曲木兰辞，就是北魏时代两种文明融合的一个缩影。随着华夷矛盾的加重，木兰身上的游牧色彩的被淡化，后世花木兰故事的流变则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对于人们的大众记忆的影响。
1.古代女性参战的传统
每当社会动乱影响到了全体成员的安危的时刻，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包括女性都会挺身而出，捐躯赴国难。在遥远而动荡的殷商时代，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就曾经驾战车、持斧钺，征战沙场、东征西讨；古老的甲骨文卜辞里，就有她出师前占卜求神、询问胜负凶吉的记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许国国君的夫人许穆夫人为了挽救危亡中的母国，曾经驾着车马，前往齐国求救，并写下了千古名篇《国风·鄘风·载驰》；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程度的激烈化，《商君书》里有关于女子可以编为一队为军的记载：“强壮男儿为一军,强壮女子为一军,老弱男女编为一军,是为三军”；到了战国时代中后期，田单守卫即墨城，以孤零零的两座城市对抗燕国军队的时代，他也将“妻妾编于行伍之间”，以便应急作战；在邯郸城被秦国袭击的同时，李同建议平原君将女性用于守城部队中，“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工而作”。
田单曾经用过女战士
到了东汉时代，吴越之人都轻死易发，勇武好斗，喜欢习武用剑，基于这段历史和现实，东汉的赵晔撰写了著名的《吴越春秋》，其中的记载“越有处女，出于南林，越王乃使使聘之，问以剑就之术”，成为了后世越女剑的文学渊源。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里，社会的动荡程度危及到女性的安危，就连女性也会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变，他们在生理性别上还是女性，但是在社会角色和社会分工上出现了中性化乃至男性化的倾向和趋势。比如在楚汉之争中，刘邦在荥阳遭到楚军围困，于是命令大将纪信“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这里的女性不仅仅是披上了男性的铠甲，而且在社会身份上是中性乃至男性化的。他们在扮演着不属于自己生理性别的社会角色。
纪信指挥女兵们对刘邦诈降
2.勇敢抗敌的南朝女性
到了下一个乱世：魏晋南北朝时代，这又是一个女战士和女英雄横空出世、层出不穷的时代。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都有各自的女中英豪。就连文弱的南朝女性，都有勇武善战的一面。
比如东晋时代的张茂之妻陆氏，其夫张茂为沈冲害死，于是他带领自己丈夫的士兵讨伐沈冲，为丈夫报仇；平南将军荀崧的女儿荀灌在父亲城池危机之际主动带领数千勇士突围，搬来救兵解救了城池的围困；在前秦苻坚出师进攻东晋的时候，东晋中郎将、梁州刺史朱序在此镇守；当襄阳被围攻时。朱序的母亲亲自登城观察地形，巡视城防，并亲自指挥家婢和城中妇女增筑一道内城。后苻丕果向城西北角发起进攻，很快突破外城。守军坚守新筑内城，得以击退苻丕。
荀灌娘
这还是南朝的情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南朝的尚武风尚，从春秋战国到魏晋时代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尚武属于自发和流行的社会风尚的话，那么到了东晋和南朝时代，这些尚武精神属于比较个别的案例。因为根据各地歌风和民乐反应民风民俗的传统来看，根据《乐府诗集·清商曲辞》记载的吴歌和荆楚西曲来看，当时的南方楚人和吴人整体过上了稳定而安邑的定居农耕生活，民风温婉优雅，尚武好斗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社会风尚了。
当时南朝的武力支柱和武力担当，主要是北府军这样的北方难民和难民后裔。南朝的一些尚武行为，往往具有罕见和违背世族风尚的特点，比如东晋著名丞相王导次子王恬：“少时尚武,不为宫门所重,后官至中军将军,善围棋,为中兴第一。”可见王恬少年时因为尚武而不受器重。
南朝的生活
这很能反应南朝的整体社会风气并不尚武，《木兰辞》这种奔放的作品，应该不是南人所作。虽然黄陂木兰山自称自己是木兰故里，但是很可惜木兰辞并不是当时荆楚西声的应有风格。
3.骑马射箭的北方女儿
汉代骑兵多出自北方
相比之下，北方地区的尚武之风浓郁很多。连女性都不例外。
从先秦两汉开始，北方地区就有浓郁而充沛的尚武之风：无论是陇西天水地区的“皆迫近戎 狄 ，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 名将多出焉”，还是燕赵之地的“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的幽并游侠儿。由于长期和戎狄融合和交战，这里的居民有着浓郁的胡化特征和生活方式，所以沾染了戎狄的尚武之气；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频繁的混战和民族内迁的浪潮，导致了为了生存，北方的居民必须全面性的尚武善战，就连女性也不例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除了北方的男儿彪悍善战，就连女性也不例外。
匈奴也有女兵传统
在陈汤远征郅支单于的战役中，单于的妻妾纷纷登上城墙，弯弓搭箭与汉军对射，体现了草原女性的善战和勇武的军事传统；随着神州陆沉和胡族政权在中原的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尚武善战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风尚，而不是一两个人的个别行为。
比如当时的《琅琊王歌词》，就大力歌颂并鼓舞勇武善战的精神风貌：“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於十五女。”战士对于精美武器的喜爱甚至超过了美丽的妇女；而《折杨柳歌辞》里的“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跸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体现了北方胡族儿女善于骑射、马术精湛，而且男女武技都十分娴熟的民族风貌。
鲜卑骑兵
除此之外，由于鲜卑、柔然等北族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之风，让女性大量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之中，北魏的太后和她的母系干政就体现了女性在北朝政治中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力。
北朝的女战士
在这样的情况下，善战的女武士、女将军也频频见于史书的字里行间：比如北魏的名将杨大眼的妻子潘氏就能骑擅射，“至攻战游猎之际，潘亦戎装，齐镳并驱。及至还营，同坐幕下，对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时指谓诸人曰：‘此潘将军也’”，女性的善战尚武不逊于男子；与之类似的有前秦皇帝的妻子苻登毛氏，擅长骑马射箭。苻登将毛氏和军用物资留在军营中被姚苌偷袭。军营被攻陷后，毛氏仍然拿着弯弓、骑着马，率领几百个壮士，与姚苌交战，杀死贼兵七百多人；在北魏民间，也有李小波妹妹这样的勇士：“李小波妹字雍容,寨裳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体现了尚武之风不仅仅是皇族的特权或者专长，而是当时的普遍风气；在更遥远的北方蒙古高原，柔然和亲中原的两位公主的骑射技能令中原人大开眼界：“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鸱,应弦而落;妃引长弓斜射飞乌,亦一发而中”。
木兰辞
南北方女性的普遍善战，就是《木兰辞》诞生的时代背景。
4.《木兰辞》的时代和历史背景
木兰从军
诚如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历史概论》中所言，“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相比于南朝对北方的被动应战，作为多次冲击并改变中国历史地理和民族分布格局的北方居民，无论是胡人还是汉人，都有着主动而自然养成的骁勇善战之风。那么具体到《木兰辞》的时代，这样的风气就更加明显了。
木兰辞
总体来看，《木兰辞》南北交织、但仍旧是一部北方北朝文学的代表作，而且与北方游牧民族有密切的关系。
《木兰辞》中有很多不属于南北朝时代、属于唐代的词句和现象，比如“火伴”这一称谓来源于《新唐书·兵志》：”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队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策勋十二转其实也是隋唐时代出现的制度：武德七年，唐高祖改制勋官为”十二转”，”十二转”已经达到勋官的最高级别，即上柱国，在此之前是十一转。
但是一首《木兰辞》，如同一个考古发掘现场，里面层叠地累积着各个时代的不同文字，就像一座考古坑道里沉淀着不同时代的文物一样。比如“黄河、黑山、燕山”显然将故事的地理位置定位于北方；“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中的可汗显然是北方民族统治者的名号，最早是柔然、然后是突厥等民族在使用；而木兰的家族在受到征调之后，木兰需要自己准备武器和军备 ，就是典型的北魏和隋唐时代的府兵制特色。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具装骑兵
北魏具装骑兵
在出现多个时代的词句的文本中，需要根据最早的词句来确定文本最早开始创作的时代；就文本的用词而言，“安能辨我是雄雌”这句话，与《折杨柳歌辞》里的“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跸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折杨柳歌词也是一首女性视角创作的歌词，描述了一个英姿飒爽的胡族女骑士展示马术和武艺的场面，并在诗歌的末尾反问男儿：你们分得请我是男是女吗？《折杨柳歌词》和《木兰辞》的互文性，可以看做《木兰辞》诞生于北朝，特别是北魏时代的证据。此外，明朝的朱国桢写的《涌幢小品》里，出现了一位代父从军的女勇士魏木兰。虽然作者给故事设置的时代背景是隋炀帝时代，但是其故事内核：代父从军和《木兰辞》一脉相承，可见木兰姓魏，也许和北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具体到“木兰”名字的本身，其实这个名字很可能有着外族渊源：南朝陈的僧人智匠在《古今乐录》称:“木兰不知名，木兰本其姓字也。”最接近木兰的时代的人认为，木兰是一个复姓，但是这个复姓在汉民族中非常之罕见。在之前的汉语中，木兰是区别于白玉兰的一个树种，是又叫做“辛夷”的紫玉兰。由于紫玉兰原生在南方，不宜移植，北魏版图内不会有木兰树大量移植；相比之下，参考《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根据残存的可考证的鲜卑语，在今可查为数极少的词语则有umran一词，音译“木兰”，其义为富裕、万之意思。所以，结合之前北朝的女性骑射尚武之风，木兰很可能与少数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木兰也许是鲜卑人
虽然有着外族的名字和姓氏，但是无论是云鬓还是花黄，或者木兰当户织，都是农耕民族的文化符号。所以这些细节，体现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与碰撞。这个女子虽然有着汉家女儿的细致和优雅，但也有北方牧民女子的英姿飒爽。这些细节暗示了南迁的游牧民族的汉化，可以看做日后大唐盛世的先声。
5.游牧色彩的淡化与汉族色彩的加强
但是在之后的故事文本中，当中花木兰作为北方外族的英勇善战的色彩被逐渐淡化，她的本性被中性化，乃至于被男性，而她化作为游牧民的色彩被逐渐消磨。其作为北方游牧女战士的善战属性逐渐被汉家女儿的孝道精神所取代。特别是到了宋代，由于北方外族入侵南朝武力不振，木兰这样的女战士，更是成为了民间可望而不可及的传说。由于北方，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外族相继兴起。这样一个民间传说中的女英雄，就更不可能被视为外族了，而是被完全归化为本民族的英雄。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佘太君的原型，出身党项羌人的折家将身上。
宋金战争激化了民族矛盾
随着华夷之辨的日益明显，普通汉族老百姓更希望木兰是本民族的战士。而且她身上的忠孝精神，和儒家所强调的忠孝精神是天然吻合的：响应征调出战，参与点兵，算是响应君父的号令，故事中替父从军的情节，很容易让汉人将她和孝道联系起来。程朱理学的盛行，无疑是影响了人们集体记忆中的花木兰形象。最后吗，有历史色彩的木兰变成了累积形成的形象花木兰。
花木兰的民间记忆
而到了明代的戏剧《雌木兰替父从军》中，当年不需要缠足的女战士木兰，却需要缠足和放足。此时的木兰已经完全看不出任何游牧色彩了。可见，花木兰这个流变中的故事文本承载了不同时代的民间记忆和历史信息。正如同一束光束。在光源处，如果光明的角度偏离几度，那么到了后来的几万光年之外，光束就会射向不同的方向。很多时候，因为人们的一点认知偏差，木兰的形象就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而微妙的改变，则影响到了后来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关于对于个女英雄的民间记忆。
原标题：《《木兰辞》中尚武精神的渊源和时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