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华民族尚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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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仲全《光明日报》( 2015年10月14日 16版)

  没有高高耸立的青藏高原,就不可能有珠穆朗玛峰的巍峨。军人的血性不会凭空产生,它离不开强悍坚韧的民族性格和崇军尚武的文化土壤。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一支军队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的气概,一定深深根植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文化血脉之中。

从炎黄到春秋,从秦汉至盛唐,中华文化在主流上一直是刚健的、活泼的、向上的,有着深厚的尚武传统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蕴。就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也曾是一片民风彪悍的土地。班固在《汉书》中说:“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我国古代的君子之学,“八岁入小学”接受童蒙教育,就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小六艺,其中射箭、驾车就属于军事技能。千百年来,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在中华大地上持久盛行,一诺千金、重义轻死、蔑视名利、崇尚自由的豪侠之气,受到广泛的社会尊崇,《史记》就专门记有《游侠列传》。就连文人儒士,也大都崇文尚武,出入佩剑:“苏秦背剑”,游说四方;屈原“挟剑而歌”,以剑托志;李白“十五好剑术,击剑为任侠”;杜甫亦曾抒发“拔剑欲与龙虎斗”的气概。甚至推崇出世之道的佛家,也不乏“断臂求法”“为法忘躯”的大德高僧。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尚武文化传统,为汉唐的盛世辉煌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尚武之风的衰落,主要肇始于宋代。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宋朝采取“以文抑武”策略,而且禁止武器的法令非常严苛,连民间祭祀时所用的仪仗刀枪都被禁止。在文化上,程朱理学把儒家思想绝对化、教条化,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思想的禁锢开始收紧。文人不再佩剑,女人开始流行“裹小脚”,男人不再以立功疆场为荣,而是沉醉在书牍文案和诗词歌赋之中。宋朝民间流行的俗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正如梁启超所说:“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坠,民气柔靡……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驯羊。”虽然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但尚武精神的失落和武备的废弛,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饱受欺凌。历史的教训,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当前,我们在文化建设和文化安全上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十分严峻。西方敌对势力不遗余力地推行西化、分化战略,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出现诬蔑领袖、歪曲历史、嘲笑英雄、调侃烈士的现象。一些人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用西方的价值标准重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一些早已盖棺定论的卖国贼翻案。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和平环境,使全民都习惯于过“太平盛世”的日子和安逸享乐的生活。在文艺领域特别是影视作品中,也出现“泛娱乐化”的倾向:“脂粉气”过多,“阳刚气”不足,充满阴柔美的“反串”男星受到热捧,国产动画片中那个缺少“血性”和“狼性”、动辄被妻子暴打的“灰太狼”成为很多儿童的偶像……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解构华夏历史,泯灭爱国精神,消解尚武文化,这是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最大危险。

 

习近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打造强军文化”的重大命题,并多次强调 “军人要有血性”,要“加强战斗精神培育”“推进强军文化建设”,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清醒的文化自觉,抓住了强军兴国的关键和要害。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应对,应当主动出击,锻造文化利剑,构筑精神长城。一要切实把推进强军文化建设、重塑中华民族尚武精神,作为一项全民工程和战略工程紧抓不放,常抓不懈。二要高扬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旗帜,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不能听任那些在网上公然叫骂“爱国贼”、甘愿当“带路党”的人占领思想和舆论阵地,决不能允许卖国文化和汉奸文化改头换面、死灰复燃。三要积极繁荣和发展“向上”“向善”的先进文艺,反对和抵制“泛娱乐化”和“唯票房论”的倾向,多出《红岩》《苦难辉煌》《亮剑》《士兵突击》那样给人启迪、催人奋进的优秀作品。四要注重从青少年抓起,从小就培育他们刚毅果敢的品格,从德、智、体、美各个方面培塑他们的勇武气质,补足精神之“钙”。五要健全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保障机制,探索完善军人荣誉制度体系,落实好拥军优属政策和烈士褒扬抚恤的法规,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善待军人、尊重烈士、崇尚英雄、关心国防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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